2019年3月10-13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应国际公益学院之邀,携新书《慈善新前沿:重塑全球慈善与社会投资的新主体和新工具指南》在北京、上海、苏州、深圳四地举行CGPI思享会活动,与学院EMP、GPL学员和来自华北、华东和华南的慈善界人士分享世界慈善的新前沿、新理论和新方法。
3月13日,萨拉蒙教授在深圳与学院董事会马蔚华主席、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何杰局长就影响力投资、可持续金融等公益慈善领域的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度对话。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莱斯特·M·萨拉蒙教授一直跟踪慈善最前沿实践,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进行第三部门的国际比较研究。近期,萨拉蒙教授的《慈善新前沿:重塑全球慈善与社会投资的新主体和新工具指南》一书中文版即将上市。此书由国际公益学院引进译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全面概述了慈善新前沿中的新行为主体和新工具。其目标在于为发生在慈善和社会投资领域的新变化提供一份完整、清晰、易懂的路线图,在认清它们局限和挑战的同时,将它们效益最大化。
本文根据萨拉蒙教授3月10日在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
整个现代社会组成部分里面,第三部门是大家了解最少的一个部门,因此对这个领域存在很多误解。在这本书中,我们研究了40-45个国家的非营利部门,即第三部门,看它们的运作模式、经济规模、资金来源等。我们基于实证数据得到一个比较重大的研究结论:慈善资金作为第三部门的一个资金来源,在全球占据的比例比我们想象的小得多。
这个表格总结了整个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组成。最大的资金来源是服务的收费,第二是政府。慈善作为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包括个人和企业捐赠,以及基金会的资金等等,在全球的比例占据14%。在很多国家,包括我的国家(美国),这个比例都很少。
再来看一下各国非营利部门的就业人口占据整个国家经济活跃人口的比例,比例最高的是西欧国家。这挺令人惊奇,因为西欧的传统是福利国家。排在前面的是荷兰、比利时、英国、爱尔兰,以及法国这样的福利国家。这些国家的非营利组织收入中,慈善占据的份额更小。
下面是各国非营利组织收入来源分布,绿色是慈善占据的比例。
通过这些可以看出,要对世界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单独依靠慈善是不够快速和稳健的,肯定要找到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在思考,到底通过什么方案、什么选择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怎么使慈善作出最大的贡献?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在全球有一些非常重大的改变,具有前瞻性和潜力,能够使慈善界逐渐复苏,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很多新模式的机构名字听起来很奇怪,比如说英国桥梁风投公司。意大利有一家机构是储蓄银行私有化之后衍生出的,还有在印度农村做公益慈善和社会投资的机构,跟全球很多非营利组织共享软件、硬件的机构,等等。这么多新主体大爆炸,乱花迷人眼。
总的来说可以将变化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超越捐赠。以前利用捐赠的方式来做慈善公益,现在新的商业和金融工具,如贷款、股权、债券等等,都应用到慈善中。
第二,超越遗赠。西方基金会传统的建立方式,是一个人承诺死后捐赠资产。现在有很多新做法,比如说所谓的转制型基金会,来自其它类型交易的基金会,比如债转股,也可以来自国有企业股份的私有化和销售等等。
第三,超越基金会。现在有很多类型的机构,比如贷款基金、股权基金等等,还有其它很多不同的实体,以不同的筹集和使用基金的方式,推动社会目标的融资或者公益事业。
第四,超越现金。比如很多利用志愿工资、物物交换的方式,都是推动社会目标活动的新融资方式。
这四大现象共同的特点是用到了杠杆,现在慈善界可以利用杠杆用有限的慈善资金撬动私营部门以及金融部门的大资金池。我认为慈善的定义是调动私有的资源用于社会和环境目标,这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我们正在经历着整个慈善结构和模式非常剧烈的变革。
传统慈善主要依靠基金会以及个人的捐赠来开展活动;新慈善用了多种不同的投资基金、股权基金、贷款基金、债券基金、只针对某一些地区或某种类型活动的基金等等,所以有一系列全新的行动主体。不同类型的工具将营利与社会目的两者捆绑在一起。
传统慈善主要关注营运收入,这一年我要获得多少收入才能继续营运下去。新慈善更多关注投资的成本、更长期的增长而不仅仅是一年的收入,这样才能在竞争的市场中抓住新的机会。
传统慈善主要关注或仅仅关注社会回报,慈善新前沿关注社会和财务回报的平衡。在慈善新前沿,杠杆得到了扩大,每1美元的慈善资金能撬动5-10美元资金。
在慈善新前沿,除了受益人群没有变化,整个生态系统上游每一个环节都发生了变化,有新的资金来源、新的行动主体,采用新的融资工具,依赖新的代理机构开展活动。现在有更多的社会企业,而不仅仅是非营利机构,这就是目前世界的一种显著动态。
有一些非常根本的因素。从需求角度,可以看到全球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气候变化、环境危机、不平等、环境危机带来的移民问题等等。在这样巨大的问题面前,传统的两种资金来源——政府和慈善捐赠资金是没有办法应对的,政府有极限,慈善的发展又比较缓慢,所以很多新的发展出现在空白领域。
科技的发展也带来创新,这些创新可以低成本卖给成千上万人,比如说低成本的太阳能光板能够给印度孩子们提供廉价的眼镜。社会企业家寻找资金,希望将这些创意变成现实。
从供给的角度,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了很多富人的心理,之前很多人不断积累财富,现在他们觉得财产可能一夜之间就没了,是不是应该做点事情,为人类做些贡献。一位印度教授普拉哈拉德写了一本书叫做《金字塔底层的财富》,讲到底层生活艰难的人,可能支付了更高的产品价格,因为底端的日用品分销渠道不发达,所以单价更贵。一个聪明的企业家可能找到聪明的方式,专门针对这个人群赚很多钱。因为金字塔底端的人数大大超过上面的,带来很多经济机会。现在有很多对贫困人群的投资机会,也在全球发展出了很多产品,比如小额保险等金融创新产品。这是为什么我认为新模式不会昙花一现,未来能够不断发展下去的原因。
我还有一本书《撬动慈善》,是《慈善新前沿》的导论。这本书归纳总结了新的慈善行动主体和工具,分为11种新的行动主体和8个工具。
比如第一个主体,资本聚合器,实际上是新的机构类型,作用是把各种不同的社会活动资金聚合到一起。资本聚合器有不同的形式,它的资金来源是一层一层的。因为投资方有不同的风险偏好,要把风险降下来私营部门才愿意参与。刚才给大家看的大爆炸图,里面有很多组织是资本聚合器。像印度一个机构将很多资金聚合到一起,投资到农村地区。我们认为现在全球资本聚合器所聚集的资金大概在3000-5000亿美元左右。
第二种类型叫二级市场,这在商业领域耳熟能详,但在慈善界用得比较少。它们会对资本聚合器所提供的贷款再提供一些额外的资金,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它们购买资本聚合器的贷款卖到资本市场中,所得能够进一步给贷方提供资金。有个机构在全球为买不起住房的人免费提供保障性住房,同时要求人们免费在他们的项目上工作,需要去买木材、设备等等。机构有一些资金买这些原材料,也不断需要新的资金补充。这个机构的总部开发了二级市场,从全球各个办公室购买它们手中的贷款,在股票市场上出售,以此获得的资金和资本又投入每个办公室。
下面还有社会证券交易所、慈善银行型的基金会等等,还有刚才讲的转制型基金会,其他类型的基金通过私有化来转成慈善资产。在全球我们大概看到有600家这种转制型的基金会。
工具部分,小额保险是以非常小的额度出售保险,用于医疗健康等目的,主要针对第三世界。还有现在流行的社会影响力债券,能够使私营部门投入到一些预防性的活动中,例如毒品滥用、犯罪分子再犯等。投资者可以购买这些债券,这些活动能给政府节约大量资金,所以投资者能够获得一定的回报。
大家最忧虑的是,很多活动的产出是盖房子、教育等实际事务,又有这些希望一边做好事一边获得回报的工具,会使第三部门逐步脱离非常重要的倡导功能,比如改变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政策等等。这些是我们第三部门,公民社会以及非营利机构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次,社会影响力的衡量是一个比较滞后的领域,没有开发出评估社会影响力的方式。
此外,虽然这些发展令人兴奋,但还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精品店”。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些模式的总体资产达到600亿美元,现在美国达到了2300亿美元,这个资金规模比起传统基金会还是很小的,相比投资界的资金规模就更微不足道。
最后,目前这种交易流量也是很小的规模,并没有很多企业家能够把资金和做好事的想法结合。
这个领域有很多假设,后来发现一些假设是错误的。其中最大的一个错误是他们认为这样的新行业有能力取代基金会。实际上,如果没有慈善资金进入,降低风险,私营部门的投资者是不愿意参与的。但是传统基金会对这方面的响应还不活跃。我们刚刚读到美国的数据,美国前十五大基金会的总体资产是1500亿美元,仅仅有0.03%的资金用于这些新型的活动。中国的基金会也许可以在全球发挥引领作用。
下一步,我们要思考这种爆炸趋势如何能被大家看到,怎么激励它的发展。如果没有慈善和政府的激励,它不会自动发展。能力建设也非常重要,金融界需要非营利方面的能力建设,来自非营利部门的社会企业家需要商业方面的能力建设,最后要真正实现交易,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慈善新前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因为在中国,慈善行业还是新兴的行业,企业私营部门也没有非常长的历史,还在变革的过程中,不会像一些国家那样有比较大的抵触情绪。很多中国的基金会创始人都还在世,很多是企业家,有很大潜力将企业创业的理念带到基金会当中。这跟很多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很多基金会由去世的人捐赠成立,他们没有中国基金会的创始人的推动力。
我做了很大的努力,希望澄清到底非营利部门跟市场、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和企业的差别并不在于收费或者利润上,而是在利润分配上。同样收费,利润是分配给投资者、董事、企业所有者还是谁?所以我觉得不应该叫做“非营利机构”,应该叫做“非营利分配的机构”。
关于政府介入非营利机构,有可能使机构失去独立性的问题,西方国家已经开发了很多工具和做法,既能收到政府的拨款,又能保护自己的独立性。实际上政府和非营利机构是天然的合作伙伴。政府能征税筹资,但不擅长提供社会服务,因为庞大的官僚机构对需求的响应慢。非营利机构则相反,善于提供人性化的服务,特别能响应需求,但是难以筹资解决全世界面临的巨大问题。二者优势互补是一种理想的状况。
西欧国家在这方面是领先的,它们经常被称为福利国家,我们应该称之为福利合作伙伴,因为它是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紧密合作的伙伴关系,能找到非常好的合作方式。
实际上新的模式、新的理念到底在未来能不能继续发展下去,取决于你们新的一代人。现在有些组织倡导商业界发展新的精神,不仅仅在乎赚钱,还要在乎对人类和社会的贡献。
转载自微信公众平台:南都公益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