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深圳市利用特区立法权，在地方慈善立法中对公益信托进行专门规定。同时，由深圳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试点公益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等公益信托配套实施细则。

【深圳商报讯】（记者管亚东）“曹德旺捐股35亿元，欠税6.27亿元；陈发树承诺捐股83亿元，担心资产转移补税而未兑现。”昨天，市政协委员房涛提出，公益资产收益要征收企业所得税，这种不论什么雁过都要拔毛的现状，给富人慈善投下了阴影。她建议，前海试点审批公益信托公司，预计全国信托潜在资金规模将超过500亿元，这会让中国慈善事业有大踏步发展。

牛根生“信托”三年资金翻倍

据了解，起源于英国的信托在其产生之初就被用于公益事业，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后，已成为英美等国慈善行为的重要手段。比尔?盖茨夫妇捐赠的400多亿美元和沃伦?巴菲特捐赠的300多亿美元都以设立公益信托的形式存在，并将信托收益全部投入比尔?盖茨基金会在全球的慈善资助项目，打造了最经典的公益信托模式。

房涛介绍说，由于在国内设立公益信托受阻，牛根生于2010年12月在香港将其名下的境外蒙牛股权资产全数转让给Hengxin信托，通过给受益人清单中的公益慈善组织拨款的方式开展公益慈善工作，信托的受益方包括老牛基金会及与其合作过的中国红十字会、壹基金等公益慈善组织。当时信托的慈善资产仅十几个亿，现在总资产已经有40多个亿。

建立公益信托机制，是从制度层面解决社会慈善公益组织发展的资源困境瓶颈的一把钥匙。公益信托可以广开慈善资金来源渠道，以其政策灵活性、财富可控性等优势解决股份、不动产等大额财产的捐赠难题，从制度上引导和发掘潜在的巨额财富转变为公益慈善基金，可以动员社会多元力量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使经济领域的资源通过慈善公益的方式流转到社会建设领域，激发民间的活力和创造力，成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潜在公益信托资金达500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富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个人拥有的财富总量不断增加，胡润研究院在2012年3月的调查显示，我国个人资产在600万元（定义为不包括自住房产的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以上的人士）以上高净值人群达270万人，而中国公益信托潜在的资金规模总量将超过500亿元。

房涛表示，2001年通过的《信托法》对公益信托做了专项规定，确立了公益信托原则性的法律框架，但没有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或者法律解释，在操作上存在一些问题。其缺陷在于，由何部门承担公益事业管理机构职责不明确，公益信托存在较高的监管风险，加之一事一批的审批方式，我国目前为成立像英国慈善委员会类似的公益慈善事业监管机构，相关部门不愿意承担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职责。

其次是减免税政策不明确。公益信托本质上是一种慈善捐赠，其信托财产和收益上的税收优惠是各国税法的一个惯例，虽然《信托法》鼓励公益信托发展，但现行税法对公益法人给予减免待遇，但对于公益信托却没有明确的减免税政策，委托人的税前抵扣和受托收益的免税不能实施，这些都直接消减了公益信托的优势，抑制了公益信托这一公益形式在实践中的应用。

第三是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缺失，非资金公益信托受限。由于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尚未建立，无法进行财产公示，保障交易安全，导致不动产、股权等信托难以有效设立。公益信托的财产仅限于资金，对慈善财产的多元化，特别是高端财富人群从事公益事业造成极大制约。

“前海优势”可试点公益信托公司

房涛认为，从中央鼓励创新适合治理体制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要求，以及《信托法》的明文鼓励，成立公益信托公司来运营信托资产，一方面收入和资本利益用作慈善用途，另一方面富人或者企业捐赠委托，并不干扰金融市场正常秩序，作为先行先试的前海，既有政策又有创新的优势，完全可以将这件事做起来。

为此她提出三点建议：请银监会支持在前海注册公益信托公司，享受前海港深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相应的政策待遇。试点公益信托公司实行股份有限公司制，按照《信托法》有关规定接受金融主管部门的监管。试点期间，限批一至两家试点公司。

请民政部授权深圳市民政局组建公益信托咨询委员会，承担《信托法》规定的公益事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市民政局负责试点公益信托公司的受托人资格认定工作，并进行规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