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记者管亚东）名校集中的园岭片区20年的“学位房”老楼10万一平米，多少家庭望楼兴叹！家长抱怨政府建“好学校”脚步太慢，政府“委屈”地表示怎么加快也赶不上需求，老师、家长和孩子都抱怨必须“臣服”于应试教育却无能为力，教育改革好像进入谁都不满意的“死结”。

日前，在市政协会上，房涛委员大胆提案：让公益金融创新的方式，改变政府在教育上“既当爹又当妈”现状，让深圳的明德实验学校、红岭模式发扬光大，协助教育完成“自我革新”。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下半年亮相深圳，也正是看中深圳在教育改革创新方面“一马当先”。

美国学校“兜里有钱”

“深圳的教育改革重点要放在教育体制的改革上，主要是学校的管、办、评分离的问题。房涛委员指出，我国对公办教育实行的仍然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公办学校各项权力集于政府一身，在这种政校合一的管理模式中，公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望值高，择校、考试排名等传统观念重。

房涛委员在提案中指出，在美国，基金会与政府、工商企业以及高等院校一道，被称为美国社会与科技发展的四个支持系统。美国教育捐赠及其教育基金会资产在2012年已经达到6580亿美元，为美国教育包括大学、中小学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运营经费，其中部分私立高校、中小学校基金会年度募捐已经占到其运营经费的50%以上，成为这些学校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性资源。美国教育基金会今天如此巨大发展规模，主要得益于美国鼓励捐赠的税收制度、良好的捐赠传统、大学与中小学基金会的捐赠基金管理方式及捐赠基金收入运营的积累。

公益信托可吸附大额捐赠

中国人对教育捐赠热情比美国少吗？答案是否定的！据统计，近年来中国年度新增捐赠总额达到1000亿元规模，其中33%左右捐赠于教育方向。在2014胡润慈善榜上，前十人捐赠的171亿元均有关于教育、文化、社会领域，公益资本日趋丰盈。

可中美的捐赠方式大不相同，中国可以说是“割肉式”捐赠，最好的模式也就是放一大笔钱在银行，收取微薄的定期存款利息，例如很多学校奖学金。这种落后的吸附捐赠模式，导致包括股票大额捐赠越用越少，钱不能生钱。而美国的“钱生钱”捐赠模式——也就是公益信托，为富豪们尽社会责任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渠道，使得他们乐于把钱回馈社会。例如，比尔·盖茨夫妇捐赠的400多亿美元和沃伦·巴菲特捐赠的300多亿美元都以设立公益信托形式的基金会存在，并将信托收益全部投入基金会在全球的慈善资助项目。

房涛说，据研究，中国公益信托潜在的规模总量将超过1000亿元。建立公益信托机制，是从制度层面解决社会慈善公益组织发展的资源困境瓶颈的一把钥匙，它会使经济领域的资源通过慈善公益的方式流转到社会建设领域，它的作用像海绵一样。

深圳四校试水金融创新

在深圳这个改革创新的前沿城市，基本属于“马上就办”。例如，现在广受学生家长追捧的明德实验学校，就是福田区政府着力打造的教育综合改革示范校。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资人民币5000万元，福田区政府出资5000万元，共同发起明德教育实验基金会。学校由明德教育实验基金会承办，办学机制为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总量达1亿元的专项基金，将用于学校教育创新、管理团队、骨干教师的激励、教师培训、教育改革创新。

随后红岭模式、龙岗区两所学校也同样借鉴美国特许学校的模式，尝试基金会治理下的校长责任制，其核心是政府向社会让度权力，使社会资源积极有效有序的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房涛委员说，只有学校体制改革了，学校教育的变革才能真实发生，公益资本和公益金融创新有效于教育创新才能展现鲜活魅力，希望看到更多的学校可以走上金融创新的道路。

深圳应建百所“创客学校”

房涛说，深圳市市长许勤已提出打造深圳为国际创客中心的目标，肩负培养大批创新人才重任的教育如何实现系统变革，如何顺应和支撑整个社会的大变革，是当前教育界面临的巨大挑战。北京、上海、深圳、温州等城市是国内创客教育的领跑者，尤其深圳可以通过创客教育增强课程的综合性，实施课程改革。建议开放深圳首批100所中小学创客教育试点，打造深圳青少年先锋创客教育联盟，为深圳国际创客之都培育教育土壤；提请市科创委、市科协等共同打造企业创客空间、社区创客空间、学校创客空间三位一体的青少年创客教育基地，为中小学创客教育提供“动手实践”的开放空间和资源平台。

她认为，“创客教育”为培养21世纪的创新人才提供了新的契机，将对个体发展、课程改革、教育系统变革以及国家人才战略产生重大影响，是教育社会化的重要标志。深圳可率先发展出创客课程体系及教材、培育创新师资队伍、配置学校创客空间等。

另一方面，就教育金融创新不是剥夺对落后地区教育资源的捐赠，而是通过创新做强做大，又可回馈社会，改变现在对落后地区教育捐赠的落后模式，在网络化大背景下开启新希望工程时代，将先进的课件、教育创新的成果同步输送到边远地区，有效缩小城乡教育差别和距离。